在教育部擔任科長時的魯迅。

　　1912年就任大元帥時的孫中山。

　　王訥頗有聲望，眾望所歸當選臨時省議會副會長和第一屆國會眾議院議員。并與議會議長、安丘的張公制組織了孫中山在議會的宣傳演講。他在擔任眾議院議員期間遞交的有關(guān)推行新武術(shù)的議案引起了文豪魯迅留意，并引發(fā)爭論。

　　袁世凱奪取革命成果

　　王訥集結(jié)人員再斗爭

　　1912年1月1日，孫文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(tǒng)，布告中外，稱為中華民國元年。辛亥革命勝利了，舉國歡騰。

　　王訥結(jié)束了隱匿生活，可出來一看，濟南境況依然糟糕。大街小巷原先黃帝四千余年字樣的告示全部被刷掉，充斥著宣統(tǒng)三年年號告示?？梢姡駠闪?，山東獨立與反獨立斗爭并沒有結(jié)束。雖然南方革命軍代表認為：“山東已經(jīng)宣告獨立，所謂取消，并非山東全體人民之意?，F(xiàn)山東人民不認取消，貴處不得派兵相壓。”并致電袁內(nèi)閣，請求停止在山東省內(nèi)的恐怖行動。袁世凱卻害怕山東局勢失控，未將來電轉(zhuǎn)張廣建。

　　袁世凱逼迫清朝歷史上最后一位皇帝——宣統(tǒng)帝溥儀于1912年2月12日退位，逼迫元旦才就任的臨時大總統(tǒng)孫中山于2月24日辭職。2月15日操縱國會選自己為大總統(tǒng)，篡奪了革命軍的成果。

　　1912年3月，王訥與徐鏡心等以同盟會員為核心，聯(lián)絡(luò)組織起山東統(tǒng)一會，結(jié)成對封建頑固勢力的斗爭同盟，控訴張廣建骨子里反對共和，“宣布共和以后，仍然四處活動，縱兵搶劫居民，鉗制輿論，強分南北”。

　　4月，促成同盟會山東支部成立，組成臨時省議會，王訥因推動獨立功高，當選副會長。

　　8月下旬，同盟會改組國民黨，王訥又被選為國民黨山東支部理事、第一屆國會眾議院議員。不久，安丘城里人張公制當選第一屆山東省議會議長。

　　孫中山議事后到濟

　　“安丘人”左右相陪

　　1912年9月27日，山東議會大廈“鳥籠子”迎來至為榮光的一頁：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自京城來到這里，參加山東學界和各團體舉辦的歡迎會，發(fā)表重要演說。

　　孫中山是應(yīng)袁世凱之邀抵京議事后來濟南的。袁世凱從孫中山手上接過“大總統(tǒng)”之位后，僅三個月，國民政府就被他搞得人仰馬翻。為掩人耳目，防止革命黨人組織反抗，假惺惺地邀孫中山、黃興等來京舉行一次次并無名目的會談，據(jù)稱會晤多達13次。

　　孫中山此次到京，袁世凱特地從總統(tǒng)府親到賓館迎接。見面時，袁世凱竟緊張得忘了脫帽，局促不安。吃飯時，袁世凱親自為孫中山倒酒。經(jīng)過幾天的試探，袁世凱感到孫中山確實沒有跟他爭權(quán)之意，方感鎮(zhèn)靜。在總統(tǒng)府宴請孫中山致詞后，他竟高呼：“中山先生萬歲！”孫中山致詞畢，也舉杯回應(yīng)：“袁大總統(tǒng)萬歲！”

　　孫中山已完全被迷入彀中，他對袁世凱的印象是“絕無可疑之余地”，甚至還用了曾評價他大哥孫眉的詞“質(zhì)直過人”，說服黃興也要相信袁世凱。狡猾善變的袁世凱得到了孫、黃二人放棄正式總統(tǒng)競選的允諾后，又特授“孫文以籌劃全國鐵路之全權(quán)”。此舉用意就是讓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專注于實業(yè)，不和他爭權(quán)。

　　孫中山在濟南商埠火車站下車前往議會，兩個安丘人——張公制和王訥一左一右相陪。演講后，孫中山乘興游覽了大明湖、千佛山。畢竟是中華民國的開創(chuàng)者，濟南之行受到了熱烈擁戴和歡迎。

　　反對恢復帝制遭攻擊 提倡新武術(shù)議案引爭議

　　有高峰就有下坡，甚至于有低谷。此后，作為眾議院議員的王訥因在國會內(nèi)反對恢復帝制，提倡共和，受到擁袁復帝派的攻擊。

　　1913年到1914年之交，省議會、國會先后停開，局勢大變。王訥寒士出身，偌大的家庭，一向靠他維持生計，所以就不能不奔走四方，為貧而仕。于是舉家南遷長沙。先任厘金局長，又一度任湖南保靖縣知縣數(shù)年。蔡鍔云南起義討袁，他積極響應(yīng)。

　　時有土匪六七千人圍攻保靖縣城，他率部苦戰(zhàn)三四個月，保全了縣城，鄉(xiāng)人倡議立碑“王公督戰(zhàn)處”，永作紀念。

　　隨著復辟的袁世凱病死，黎元洪時代將第二屆國會恢復，王訥又當選為參議員，于是從湘西搬回濟南，試著辦了一張《齊魯民報》，可未能持久。畢竟遠離許久，物是人非，國家又進入了軍閥混戰(zhàn)時期，王訥感覺不如當年得心應(yīng)手，再想搞出點動靜不易。

　　但是任職國會議員也有亮點：因為一個提倡新武術(shù)議案引起過魯迅注意。王訥也成為魯迅著作中唯一提到的安丘人。

　　魯迅文章中，涉及真實姓名的人物不多。他點了王訥的名，是在1919年3月15日《新青年》第六卷《隨感錄五十三》，文章第二自然段：

　　北京議員王訥提議推行新武術(shù)，以“強國強種”；中華武士會便率領(lǐng)了一班天罡拳陰截腿之流，大分冤單，說他“抑制暴棄祖性相傳之國粹”……

　　在這之前，魯迅曾在1919年2月15日的《新青年》雜志第六卷第二號“通信”欄目中，發(fā)表一篇標題為《拳術(shù)與拳匪》的文章。此文是他答復“通信”欄目一位叫陳鐵生的讀者來信。

　　這時的魯迅是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科長，開始在《新青年》雜志“隨感錄”欄目發(fā)表雜感。由于國會通過的“中華新武術(shù)”提案不僅被定為“軍警必學之術(shù)”，還定為全國各中等學校、專門學校、國民高等院校、乃至全國的“正式體操”推行，而這正是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的業(yè)務(wù)范圍，所以引發(fā)了魯迅的不滿。新聞記者出身的陳鐵生，逐條逐段對魯迅的觀點予以駁斥。

　　1928年，西北軍將領(lǐng)張之江離開軍界，得到蔣介石、李烈鈞、蔡元培等政界要人支持，在南京成立中央國術(shù)館。“拳術(shù)”升“國術(shù)”，魯迅態(tài)度來了一百八十度大轉(zhuǎn)彎。他又幽默地撰文：“為生存起見，也得會打拳！”還引申到文藝界有意見分歧，也可以用“打拳”來解決，類似于個人意見不合就“約架”分個高下。自然，這是開玩笑的說法。但由此可知，魯迅對中國武術(shù)用于格斗與實戰(zhàn)已無反感，反有了贊許之意。

　　真是此一時彼一時。魯迅隨著社會的發(fā)展變革，經(jīng)過了反思做出了改變。不言而喻，他當年反駁推廣“新武術(shù)”是有問題的，沒有認識到提案的背后是對技擊觀念的變革——將拳術(shù)提升為國家的精神象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