團中央向北京市青年志愿墾荒隊授旗。

　　1975年高中畢業(yè)后，作者參加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(xiāng)運動，與知青們坐著顛簸的大解放卡車，懷著豪邁的心情，耗費三個半小時抵達諸城縣昌城公社前官莊村。在這里，知青們沒怎么受難為，還跟帶隊干部斗酒，設法將其灌醉。

　　臨行收拾行李 母親給了15元錢

　　真正意義上的上山下鄉(xiāng)始于1955年，這年的8月9日，北京青年楊華、李秉衡、龐淑英、李連成、張生五人向共青團北京市委提出到邊疆區(qū)墾荒。8月16日，《中國青年報》頭版發(fā)表了這篇由這五人共同署名的要求發(fā)起組織北京市青年志愿墾荒隊的申請書。15天后，8月30日晚，以楊華為隊長的60名青年組成了“光榮的第一隊”——北京市青年志愿墾荒隊，登上了北上的火車，經(jīng)黑龍江省哈爾濱市、鶴崗市，到達與俄羅斯一江之隔的蘿北，在茫?；脑Q起了中國青年志愿墾荒隊的第一面旗幟。

　　真正有組織、大規(guī)模地把大批城鎮(zhèn)青年送到農村去，則是在“文革”后期。“文革”中上山下鄉(xiāng)的知識青年總人數(shù)達到1600多萬人，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來到了鄉(xiāng)村。

　　我高中畢業(yè)時，下鄉(xiāng)已成為一種必然選擇。我是濰坊二中高十六級的學生，1975年7月5日畢業(yè)后過了一段很逍遙的日子，直到有一天父親回家對我說，準備一下，過兩天下鄉(xiāng)。

　　被子和褥子卷起就可拿走，母親只是用粗布縫制了一個草褥子罩。農村不缺麥秸草，往里面填就行，鋪在棉褥子下冬天可保暖。父親單位為支持子女上山下鄉(xiāng)，發(fā)放了臉盆等洗漱用品，外加一只暖瓶。母親還把她和父親結婚時用的一只柳條包給了我，放點衣服被褥。

　　下鄉(xiāng)前，被分在一組的知青們還見了一面，大家到集合地點一看，都忍不住笑了：我跟其中3個人（兩男一女）同校同級不同班，還在一個大院里住。剛選出的組長拿出一張票說：“機關為表示關懷，給每個知青組一件海軍棉大衣，10元錢，不用布票，誰要？”我很眼饞，但沒好意思開口。這時，同院的一個男同學出手了：“都沒要的我要。”到現(xiàn)在我還記得海軍藍棉大衣的英武。多年后，我從武裝部淘得一件海軍馬褲呢大衣，才算撫平了當年沒得到海軍棉大衣的懊惱與不快。

　　不久后的一天，徹底改變了“大衣同學”的命運。上級通知，一個家庭可留一個子女在身邊，還安排工作。這“大衣同學”真走運，大哥已當兵在外，他排行老二，就留在父母身邊，不用下鄉(xiāng)吃苦受累了。臉盆、暖瓶可留下自用不說，還憑空掉下件海軍棉大衣。同院的女同學情況相同，也沒下鄉(xiāng)。

　　臨走前夜，母親給了我15元錢。這是我長這么大頭一次擁有的最大的一筆錢。從此，家里再沒給過錢，我更沒要過。

　　坐卡車心情豪邁 顛簸中站一上午

　　初定于8月中旬走，因下大雨發(fā)洪水，到諸城的路段多有垮塌，出發(fā)延后，拖到8月30日才成行。這天，一輛解放牌大卡車停在集合點，我所在的知青組七男兩女，共九人，一個個爬上車，一路向南而去。

　　雖說這一天沒有歡送人群，沒有鑼鼓喧天，沒有父母哭送，也沒兄弟姐妹道別，但在這之前的8月10日，昌濰地區(qū)召開了“1975年知識青年上山下鄉(xiāng)歡送大會”，領導講話熱情洋溢、知青表態(tài)信心滿滿。會后，還舉行了3萬人的夾道歡送游行儀式，場面很是熱烈、感人。

　　我仍覺得自己還小，還沒意識到自立的人生已開始了。

　　坐上這三面只有擋板的解放牌大卡車，真有點雄赳赳氣昂昂“沿著社會主義大道奔前方”的感覺。上車后，我沒坐在自己的被褥上，而是站在緊靠駕駛室的前擋板處，一直站到下鄉(xiāng)的村莊——諸城縣昌城公社前官莊村。以后，我乘坐過各種更快速、便捷的交通工具，但都沒有當年站在大解放卡車上的豪邁感。

　　由于路況差，大解放卡車看似顛狂，實則霸道，不管水溝是深是淺，水坑是大是小，加加油門就過去了，就是慢點而已。從早上8時開拔，到中午近11時30分才到，足足用了3個多小時。

　　到了前官莊村，街面平平靜靜，村支部書記領著幾個村干部早已在大隊部等候。大隊部是座小院，也是臨時知青小院。

　　村干部幫我們卸下不多的行李，我們組七個男知青住大隊部中間互通的三間，兩個女知青住隔壁一間。村干部陪我們吃飯后，說了一下分到生產(chǎn)小隊的名單；又說，明天都休息，各人整理一下，后天一大早，各生產(chǎn)小隊來領人。沒有歡迎標語，沒人圍觀，有點冷清，幾個村婦隔著大門，探頭看了幾眼，回身就走了。在接下來的日子里，我們過得還行。

　　閑暇之時拼酒量 設計灌醉帶隊干部

　　不久后的一日，不知誰發(fā)現(xiàn)了村里給我們接風時剩下的一瓶諸城老白干。帶隊干部邊瞅酒邊說自己酒量如何了得。年輕氣盛的組長不服氣，非要比試。不怕事大的同學也在一旁挑唆，我順手抓起酒，讓兩人開始比試。我讓組長先喝，趁機把酒放木箱頂邊條高低處，向箱里傾斜，在面向自己的酒瓶標簽處劃一條橫杠；再擺正時，瓶里的酒就比橫杠高出一截，正好輪到帶隊干部喝。如此一來，帶隊干部不但喝了自己的，還把每次高出的一截酒也喝了，等于喝了組長的一部分。一來二去，帶隊干部反復把多出的酒硬生生灌下去。原本規(guī)定一口酒只能吃一顆花生米，帶隊干部頂不住了，想吃兩顆，我們就起哄：“肴客，肴客。”帶隊干部酒醒后直呼：“不對，酒不對呀。”誰曾想，內部出了“奸細”，把我的小把戲供出去了。由此，帶隊干部便總覺得我心眼多，在組中的位置也明顯提升了。

　　從1975年8月30日來前官莊村，加上半年后根據(jù)公社指示搬遷到徐家河岔村的兩年，這段時期的知青生活給我刻下一段無法磨滅的記憶。